程颐说，（张载）《西铭》明理一而分殊[ 程颐：《答杨时论西铭书》，见《二程集》，第609页。

至于自由境界对于文学艺术和美学的创造性功能，就更加明显，它为中国的文学艺术创作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。凡有言之辩都是小辩而不是大辩，只有无言之辩才是大辩。

进入 蒙培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自由 庄子 。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[1]《庄子·养生主》。自由与自然的统一就是自在与自为的统一。这里并不是否定人的主体论，而是提倡人的主体性。他在讲到心斋时说：闻以有翼飞者矣，未闻以无翼飞者也。

道是本源性存在，不是什么对象或实体，道不在心灵之外。只有经过自觉，才能进入自发态，实现所谓本体体验。这就是《易经》的天人之学。

后来《系辞》等传又提出天地之大德曰生、生生之谓易以及天、地、人三材之道等哲学命题，这决不是凭空出现的，而是从《易经》所蕴含的意义中引发出来的。既不能停留于神秘主义目的论，又排除了因果决定论，那么，可能的联系又是什么呢？能不能说，《易经》所讲的联系只是某种纯粹的偶然性，或没有任何内在联系呢？这样理解也有困难。因此，《易传》提出修德的问题。严格地说，《易传》所谓观象取义，并不是认识论的，而是整体论的，因为人和自然并不是对立的，而是完全统一的，这种统一性是建立在生命信息之上的。

进入 蒙培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天人合一 《周易》 。后来虽有象数之学，但形而上的意义理论始终是易学的重要内容，并且在新儒学即理学中得到了全面发展。

又如泰、否、损、孟、既济、未济等卦，究竟是客体卦还是主体卦，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，也很难确定。这曾经是被孔子所引用过的，他并且断定不占而已矣[5]。但是，《周易》中记录着先民们极为丰富的生活经验，而且涉及哲学与文化的许多问题，体现出中国古人所特有的智慧。就卦位而言，每一卦都有六爻，上两爻象天，下两爻象地，中间两爻象人，构成天、地、人三材。

这些关系既不是预定的，也不是必然的，倒不如说是随机的，或者是或然的。君子行此四德者，故曰：乾，元、亨、利、贞。但在整个生命过程中，主体因素起主要作用，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。前者是科学的，后者则是神秘主义的，两种解释是截然相反的。

二者表现了同一个生命过程。其他许多卦都有与此相同或相类似的情形。

我们很容易看到，六十四卦的卦名，明显地表现出有机整体论的思想特征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《易经》中绝大多数卦都是讲主体实践的，而所有的卦都与主体实践有关。

这些命题更加清楚地表明，人与自然界不再是外在的因果关系，而是内在的有机联系，并且有某种目的性（但决不是神学目的论）。至于强调主体实践方面，那就更加突出了。就人而言，以继承天的道德目的为职责、为使命，故说继之者善也。这在性质上显然是有区别的，二者如何能够统一呢？这里运用了类比的思维逻辑，即所谓取象比类的方法。因此，它既是巫术文化的产物，同时亦是它的发展。到了穷理尽性而至于命的境界，就可以顺天体命[19]、乐天知命[20]了，也就是找到安身立命之地了。

人之道即仁义，则表示社会的人伦道德。这就是《周易》所以能够成为群经之首而在中国文化中享有最高地位的原因所在。

但是如果采取措施，则是可以避免的。复者往复循环之复，艮者顾也。

这些因素既有客观的，又有主观的，既有外在的，又有内在的，错综复杂，交织在一起。这个事实再次说明，主体与客体，人与自然，处在相互对应的有机联系中，也就是存在于统一的生命过程中。

人的思维总是倾向于寻求某种联系或某种统一性，而不是毫无联系的妄想。这可能与雷雨季节不利于行军打仗而又妨害生产有关。我们以震卦为例，作一些分析。因为这样一来，就失去了任何说明的意义。

而九四爻说，履虎尾而恐惧谨慎，则终吉，可能是由于有充分准备，故有好的结果。心理学家荣格对于《易经》思维给予极高评价，并把它命名为同步原理思维。

因为这样理解未免太简单了。事实上，《易经》中有些卦明显地表现出天命论一类的神秘主义思想，以说明天人之间的关系。

《易传》已经提出了形而上的天人合一之学，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[6]。它的思维方法是多方面、多层次的，不是单一的或直线式的。

在一个农业社会中，四时的循环变化对于人的生命活动是非常重要的，当人听到雷声的时候，就意识到生长季节的来临，万物将开始复苏。比如本乎天者亲上，本乎地者亲下，则各从其类也[10]。然而，这两类中都有人与物、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。君子体仁足以长人，嘉会足以合理，利物足以和义，贞固足以干事。

应当承认，荣格的发现在文化学和思维科学上是有意义的，他的解释也有相当说服力比如本乎天者亲上，本乎地者亲下，则各从其类也[10]。

[1]畴离祉高亨解作寿且福，从之。、这种根据同步原理的思维，在《易经》中达到了高峰，是中国人总的思维方式的最纯粹的表现。

从占筮的观点看，这就是后来（春秋时期）人们所说的吉凶由人（叔兴语）[4]，就是说，吉凶祸福是由人自己造成的，并不是由天命或神意决定的。这中间并没有固定的公式或程式，正如《易传》所说错综其数、唯变所适。